
1959年,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的大日子,在这一年,为了彰显出新中国的成就,故而在北京兴建了十个建筑。其中,“人民大会堂”作为十大建筑之首,其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当年,修建大会堂的时候汇聚了北京和全国各地优秀的人才。
说实话,作为一名设计师,谁不想在北京这个首都,留下一个不朽的作品呢。也是因为如此,这些专家们齐聚一堂,也是你说你有理,我说我的方案最好看,那叫一个争论不休、争论不止。本来留给大家伙的工期就不多,连一年的工期都没有,要是因为一个设计方案,就讨论来讨论去的,肯定会大大耽误了工程进度。
这个时候,就需要有人站出来,给大家伙统一思想,指明道路了。
也是在这个时候,是咱们敬爱的周公站了出来,为大家伙拨云见日。
那是1958年的11月初,周公在御河桥交际处召开了一次专家座谈会。
展开剩余81%会议上,照旧是声音不绝,争议颇多。
梁思成认为现在的设计有些头重脚轻,他还特意在纸上画了一个头大身子小的大头娃娃来说明。
其他人也认为他提出的意见很中肯,觉得现在设计的样子,就是四个字来形容:大而无当。
他们觉得不能为了追求大而大,忽视了一些细节的地方,忽视了当下和未来的时代精神。
也有别的专家提出来,觉得现在的这个设计有点“不中不西”、“不今不古”的,看着就有些不伦不类;还有的人指出了一些细节上的缺陷,比如万人大礼堂二层的那个挑台,悬挑出有个14米左右,安全性如何?能不能抗压、抗震......
总之呢,整个会场上,争论的声音那叫一个不绝于耳。
等在座的大家伙说得差不多了,周公这才缓缓的开口。
他没有一来就批评大家争论过多,浪费时间,而是认为这种争论是对工程负责,是有益无害的。毕竟在争论中才能发现错误,改正错误,从而进步嘛。
定完调子之后,他开始和大家伙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。
在很早之前呢,民间供奉的观世音菩萨画像,是一个印度男人的模样,还留着两撇小胡子,很是难瞧,老百姓们都没法接受这样一个怪怪的形象。后来呢,有一个聪明的画师,他就画了一幅观世音的画像,张贴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上。
这个画师就藏在人群里。
路过的人看到这么一幅画像,纷纷停下脚步,聚在一起讨论。这个说一点,那个说一点,画师就在人群里,偷听老百姓们心中观世音的形象。
然后,他就把这些意见汇聚起来,取长补短,这才创造出了老百姓都满意的观世音菩萨的模样。
周公讲述的这个小故事,总结起来,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伙这么八个字:
兼听则明,偏信则暗。
讲完这么一个小故事之后,他还提醒告诫大家,要有兼收并蓄的胸怀,一切精华都可以接受,都应该拿来为我所用。如果还觉得不满意的话,好在工程的建设量很大,可以在别处试试嘛,这里就不必在动力。
他说的“这里”,指的事人民大会堂的整体造型。
毕竟整体的外形设计方案早就已经通过了,哪怕即使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,也不能再过多的纠结这方面了。
没有一个设计,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。
也正是有了周公的这番思想工作,这才没有让设计师们的思路跑偏。后续,他们的目光就聚焦在了大会堂的其他地方,比如一些细节的地方,厅室的装修和设计上了。
整体的设计框架通过了,也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。
毕竟人民大会堂是一项大工程,有很多具体的设计方案,都需要反复的考虑和修改。
比如说,万人大礼堂的顶棚是不是设计得太高了,人站在里面会显得渺小;声学方面的专家认为大会堂的设计空间太大,声音没法处理,要保持声音的质量,就得压缩空间.......
诸如此类的小细节问题,实在是太多了。
也是在这个时候,还是周公果断站出来,再次给大家伙指明思路。
他告诉大家,盖好大会堂这么大的一个房子,存在两个很关键:会不会垮?好不好看?
得先保证不垮的基础上,再来考虑好不好看的问题。
至于一个建筑物会不会垮,总体上来说存在这两个方面的可能性。
第一:目前给的工期短,而任务又很重,钢梁跨度比长江大桥还要大;尽管有着现代化的施工方法,但工期短,抢工期带来的隐患一定要有充分的估计和防范措施。
第二:工程材料一定要保证质量,一定不能将就,钢材的质量不好就不用,不能凑合。
他还提出来,整个建筑,只要设计、材料、施工这三个环节,有一个环节没有做好,就要不得,是要出乱子的。
对于工程质量这方面,大家伙是没有分歧的,也是达成共识的。
因此,周公才会从这个角度出发,抓住大家都关心的一个共同点,而且也是容易达成一致的一个关键点。这样,就会无形中冲淡有着门户之见的理念了。
1958年,这一年的10月10号,大会堂地基上的房屋拆迁工作,基本上是完成了。
七天之后(27号),这天下午,北京市的相关负责人,再一次听取了设计师们,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们的汇报工作。会议上,拍板决定就在第二天正式开工。
1958年,10月28号。
古老的北京城,天刚蒙蒙亮的时候,天安门西侧的工地上,已经是人声嘈杂,成千上万的工人们,在进行着清槽挖沟的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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